家史丨陈苑苑：爸爸隔离审查，我们度过的艰难时日

陈苑苑新三届 2019-06-06

作者简介

本文作者

凯苑（陈苑苑），南京人，出生于上海崇明，1978年入学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，毕业后回母校进修自动控制工程，长于速度控制和实时控制程序设计。1988年移民澳大利亚Adelaide，1996年就读于南澳大学，毕业后做进出口贸易和民居房产投资。2013年读教育学研究生，现为澳大利亚在册数学教师。自小酷爱文学，常作随笔，在海内外媒体均有发表。

原题

那年，我考大学

（节选）

作者 | 陈苑苑

1976的龙年大事频仍。1月周恩来撒手人寰，7月朱德永离尘世，8月唐山大地震，24万生灵绝灭。9月毛泽东去世，华国锋承接。10月“四人帮”被清除，举国为之弹冠。

中国开始了去文革时代，但在肃清“四人帮”流毒的名下进行。这又是一场从上至下的运动，沿着文革之后的政治惯性。及至1977年中，清查到了省市层面。那是1977年的初冬，大约11月末。

爸爸被带走没了音讯

一天下午，我在家。楼梯上有脚步声，沉闷，迟缓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我觉出气氛不对头。一会儿妈妈从房间里出来，进了厨房，我便跟了进去。见妈妈从脸盆架上拿下一只脸盆——那个年代出行的必需品，我问“什么事啊？”妈妈投向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，似乎还有一丝责怪。我不知怎么的，悟出了什么，飞奔下楼。空荡荡的一条街；我立刻冲上垂直于我们这条街的另一条街，一辆吉普停在远处。吉普车停在离去的一边，而不是到达的一边；告诉我，他们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离开。

我看到了副驾上的爸爸。表情沉重，头略低，只浅浅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趴在窗前，低声且坚定“顶住，身体第一。”概括了全家的支持，理解，和应对方略。爸爸没有言语。

瞬间，车里坐满了人。吉普随之启动。这一去就是一年。没有逮捕证，没有拘留证，没有探监，不准回家，不准通信。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，便可以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，这叫隔离审查。

我后来知道，吉普车先开去妈妈的机关，下关区卫生局。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，妈妈已然有了预感，坐在了会议室的门口。一眼见到爸爸机关的人，立刻迎出去，未惊动任何人。那时政治问题乃最大的问题。政治问题之人，乃全社会鄙之，恨之，人人避之不及之人。

他们来找妈妈要家里的钥匙，作抄查。到了我们家，领头的张斌比较不恶，明示只需查看爸爸的抽屉，妈妈自己的和孩子们的就不必了。聪明的妈妈只将自己的抽屉打开，让来人翻看。那里没什么，也就过去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关紧门窗，将铁锅放在正方形的餐桌下，又用棉被覆盖着餐桌，点燃一张张可能节外生枝的文稿。同时烧毁的，还有爸爸妈妈20多年里所有往来信件，妈妈最心疼最不忍销毁的，是他们生活、思想和感情的记录。燃烧的烟雾熏得我们泪水直流，妈妈则有更多的泪水，为爸爸，为我们的家。

爸爸当时任省电台的编辑部副主编。爸爸被隔离审查，桌面上的理由是因为爸爸采访江阴华西大队的吴仁宝的报道。该报道中涉及反右倾翻案风的内容。在宣传口，生产历来是政治的结果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党领导的某场运动的结果。报道华西大队的作为，不提政治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当初“两报一刊”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，报道中叙述华西同全国人民一样反击右倾翻案风，是事实。更何况，该报道经台长郁启祥审阅，通过，发表。该报道同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偶然事件。爸爸去上海出差，当时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李宏生叔叔是爸爸中央团校的同学，好朋友。李给了爸爸一张上海市的传单，也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。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领导的，上海市发的传单也属正常范围。

爸爸妈妈清楚这些同“四人帮”无关，同政治投机无关，同拾级升官无关，同个人品质无关，同利益交换无关。爸爸不以为这会弄得多么严重，但是妈妈从频繁的，重复的约谈中已经嗅出升级审查的极大可能。妈妈有先见之明。作为预备，妈妈把外婆送到我大姨妈家，上海的乡下。

恐极致大出血

两天之后，电台派人来取走爸爸的自行车，是电台分配的。爸爸不上班，当然不用自行车。但这个行为本身却有着深刻的含意——公权力掌管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乃至一切。妈妈推测接下来还要来拿什么？是物还是人？妈妈愁肠不解，而且是铺天盖地的愁，是无边无际的愁。

爸爸十几岁参加革命。他本质上应该是文化人。他不太看重行政职务，所以也不会去争。但即便如此，历次运动总要刮到边，因为他做的是文字工作。妈妈本就出身不红，又在政府机关。她争取入党但始终不得入，关键问题还在出身。他们都经历了中共建政来的历次运动，当然明白被划到被斗争者的位置上，情形是怎样的可悲，可怖。妈妈由此想象我们家会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形。

这场运动的全名叫做“清理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”。爸爸确实没有同“四人帮”有组织上的关系，也没有和他们有私人关系。应该说就没有牵连。可是？妈妈在无望和明知爸爸清白间煎熬。整整一月，妈妈不能入睡。其实已经是严重的焦虑症。此一最痛苦不堪的病症伴随了妈妈后来的余生。

害怕不隔音的墙传导出我们的动静，距离门口最远的中间房间成了家中的避难所。妈妈，弟弟和我，同睡一个房间。我和妈妈睡大床，弟弟睡小床。我成了妈妈唯一的依靠。白天，妈妈一分钟一分钟熬到我下班回来。晚上，妈妈在床上挽住我的臂膀，生怕失去；而我一睡着，妈妈顿觉落入水中，惶然无救。

巨大的精神压力下，妈妈子宫大出血。妈妈担心，下一个被抓走的就是她。她不晓得这个家怎么办。她不知道要怎样撇清自己，因为实在也没有可撇清的。每个人是不是清白，可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。

妈妈躺在床上，一整天一整天地，眼睛望向前方。仿佛要看穿一个世纪似地寻找答案。但没有，怎么都没有。她的目光有时也挪向一言不发的天花板，又好像天花板会随时会崩塌下来，而她无处逃循，无力逃循。

我知道大出血是大事，便力劝妈妈住院。但妈妈不这么想；其实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想。她不晓得是住院还是在家里更容易让人家把她抓走，或者她只想呆在家里，呆在她孩子身边，直至最后一分钟。

我便努力说服她。我说，如果他们想抓你，无论你在医院或家里，他们都能抓。但如果你住了院，那说明你的病很重，他们或许手软一点，暂时不抓你。这样的对话，我们母女说了无数次。终于，妈妈同意我去住院。事后证实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

日后，妈妈总说我救了她的命。其实，我不过是少年不识愁滋味。我未曾经历过政治运动的血风腥雨，我的脊梁骨并未被铁杵钢条敲打过。所以我不肯屈从。

头顶银针满城跑

两年前的1975年11月，我有过一次交通事故。事故由南京自来水厂作业不规范引起。这场事故导至我严重脑震荡，颅底出血。48小时的重症监护之后，生命危险排除了，但留下脑震荡后遗症。

颅底的淤血，只能让身体慢慢吸收。治疗方法，西医只有谷维素。中医则用针灸。偏方中有红花泡黄酒。及至1977年底，我仍旧三管齐下。

当年的针灸，有所谓“新针疗法”，留针8小时。一周三次，我去医院。头部扎上七八根针灸针，然后再坐公共汽车，从城南到城北，换车，步行，到达上班地点。在车上，针灸针随着汽车的颠簸着力摇摆，常常吓着身边的乘客。

我不知道这“新针疗法”是否仍被采用。那是在鼓吹“针灸麻醉”的时期。这方法是否有用，我至今也不知道。但针灸针留在穴位上，的确有止痛作用，可以减缓我无时无刻不在的头痛。

治疗我的脑震荡后遗症是家中的大事件，但爸爸被隔离审查，我的脑震荡顿显无足轻重。我带着持续的头痛应对爸爸的隔离审查这一事件，同时复习高考，这年我20岁。

南京市以中山路为主街道，由南贯北。爸爸当时的关押地点是省电台，近市中心的新街口。我们家住在青云巷，靠近鼓楼，离新街口两站路。我看病的医院是市中医院，在东南角上，而我上班的地点在东北角的延伸线上，出了中央门，再到迈皋桥，再走半小时。妈妈住的医院，则是市第二医院，在西南角。那一年里，我在我们家、电台、工厂和两所医院，穿梭奔波。

如此奔波，应该蛮辛苦，甚至狼狈。但我不愿流露我们的辛苦和狼狈。已是深冬。我开始晨跑。我要展示我的意志。我一向不修边幅，但现在要穿着体面，这是尊严。

我将爸爸妈妈的工资全部存起来，而以我¥29的月工资作为全部的家用。待到爸爸出来，家里的存款达到有史以来最高。其间我只为自己置办了一件必需品——那盏八瓦的日光灯台灯，为我复习高考所用。

人前人后，我没有落泪。但有一次，我去宗序周叔叔家。宗叔叔和爸爸关系很好，也很喜欢我。所以我和他们家很亲，忍不住在他面前倾诉。宗叔叔静静地听，不言语。到临走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宗叔叔说“相信党，相信组织。”我顿时心里好像被什么给堵上了，跨出他们的家门，几乎无力下楼；靠着那扇门旁的墙上，我淌下眼泪。这是唯一的一次。

那年里，谢杰华，谢邦定叔叔的儿子，从北京去上海，经过南京来看我们家。那会儿已是夏天，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。我俩坐在小凳上摘韭菜，杰华突然问：“苑苑，你说人什么时候最痛苦？”我不加思索地答道，“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最痛苦。”

弟弟身上的血印

弟弟当年只有10岁，很淘。爸爸被带走的那个下午，他偷听到妈妈和我的议论，说爸爸回不来了。他心中窃喜，因为爸爸对他管束过严。但到了晚上，当他看到我和妈妈钻在饭桌下燃烧字纸时，他意识到家里出事了。日后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无人照管的时期。

我要上班，要治疗脑震荡后遗症，我要管爸爸的药和菜，我要陪妈妈在医院过夜。我哪里还有时间顾这个弟弟。他的家，一直由外婆掌管的家，已经名存实亡，他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边缘。

我没有时间买菜做饭，三顿饭都以萝卜干配饭，那种最便宜的萝卜干，一毛六分一斤，吃了整整三个月。多年后，回顾这段往事，弟弟说，他吃得嘴里起了泡。而我当初，竟全然不知。

晚上我去医院陪妈妈，弟弟就被丢在家里。一个人跑到二楼的邻居家玩，很晚了也不回家。人家不好说，只说这么晚了，你该睡觉了。弟弟说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二楼的朱阿姨虽是厅长的夫人，但是工人，满有同情心。有好几个晚上，她让弟弟在她家里打了地铺睡。而我也根本不知道。

弟弟小时候也比较淘气。他在学校里总有事儿。一有事儿，老师就来找家长——我这个唯一的家长。几次一来，我火不胜火，抄起尺条就打。我想我一定疯了。爸爸被关起来，我忙得跳脚。这不说，但我们要争气，我们要活得好好的，学得好好的。但弟弟老是弄得老师上门告状，我真是气，下手下得好重。

晚上弟弟熟睡之后，我悄悄掀开他的內衣，只见后背上一条条鼓起的血肿…….我不晓得，我是他身边唯一的长者；我不晓得，我对他完全没有照管的照管，他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孤儿或流浪儿。你要一个流浪儿循规蹈矩？你要一个流浪儿好好读书？

一次班主任朗老师又来告状，家里没人。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人。这时已是午饭时分；弟弟说，我要吃饭了。朗老师吃惊地看到，弟弟的中饭只用盐泡饭。朗老师问，你怎么只吃这个？弟弟说，没有别的东西吃。老师便走向厨房，打开碗橱；的确一无所有。但注意到碗橱上方吊着两只鸡，风在那里。朗老师问，这两只鸡呢？弟弟说，这是给我妈妈生病吃的；我姐姐说要留给妈妈。朗老师震惊，无言，眼泪簌簌落下来。

看到朗老师流泪，弟弟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成串坠入碗中的盐泡饭里。

一砂锅鸡汤

朗老师提及的鸡，来自年前收到的一个包裹，爸爸老家寄来的。因为外婆带大我们，爷爷奶奶与我们比较疏远。从邮局取来包裹，打开一看，我们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，那竟是三个杀好洗净的鸡！那时爷爷已经去世，那个包裹应当是我奶奶寄出的。奶奶是一个小脚女人，不识字，连相夫教子都谈不上，一辈子只是家务和孩子。但也毕竟是母亲，本能地爱她的孩子。

老人虽是一字不识，大约觉着事情不对，或听到了什么风声，她要帮助他的儿子，用的就是这样的方式。三只鸡，在当年，在苏北农村，也是不小的一笔资源了。

有了鸡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。我用砂锅炖了一只最大的鸡。我根本不记得是怎样做的，就是鸡放在水里烧吧。做完，我就端着这个砂锅，送给妈妈。砂锅的直径有一尺多，没有把子，只有用两只手握住砂锅的边。我天生纤小，砂锅要比我腰身宽出许多。又因为砂锅里是鸡汤，无法靠在身上以减轻臂膀的负荷。如果两臂垂直，像提菜篮一般，倒也可以省力点。但不行，只能是小臂与身体成90度地端着。

从家里到上汽车站，一公里路吧，但端着一砂锅的鸡汤，也就不轻松了。那会儿是带辫子的32路电车，上了车，好歹砂锅可以放下，我的臂膀得以休息。电车在昏黄的灯光中，摇摇晃晃开到盐仓桥。难度从这儿开始。医院在一条深而窄的巷子的尽头。我只得走几步停一停，在黑暗中一步一步走向医院……

只有妈妈最体谅捧着砂锅走路的不容易。不善于表扬的妈妈，的确动了情。我吃惊又不自在地听到妈妈的当面表扬，“多好的女儿！”其时正有一位医生在病房，也应声说“多好的女儿！”妈妈感到温暖，感到欣慰。

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我这个女儿有多好，就这么做了。但妈妈对这一砂锅的鸡汤，永志不忘。日后我二姐要买一部自行车，妈妈不同意。那是一部二六的金丝车，人民币145元，当年可不算小数目。二姐就要我去说情。我同妈妈讲，妈妈只沉思片刻，便说，“看在你给我送一沙锅鸡汤的份上，我答应你。”日后还有若干回类似情形。

年初一紧闭家门

转眼到了年三十。妈妈回家过年。我不记得我们做了任何年夜饭之类，但妈妈能回家，能和我们在一起，就算是家了，就能过年了。

这是最冷清的一个年。怕干扰在北京读书的大姐的学习，妈妈没有将爸爸隔离审查的事情告诉大姐，同时又叫大姐不要回来。二姐是在南京读书，但也不知妈妈用了什么方法，让二姐也不用回家。而外婆，操持全家家务的总管，早在那个下午之前，就送到了崇明岛的大姨妈家。于是妈妈，弟弟和我，一家人的一半还不到，一起过年。

灾难中人心仍旧向往欢乐。不愿意明目张胆地庆祝新年，我们买来鞭炮，把芯捻抽掉，将火药倒在炭火上，升出明亮的火焰，算是过年的喜庆。

大年初一，宗平来访，宗序周叔叔的儿子。宗叔叔当时任华东水利学院党委书记，不在省级机关里；所以相对来说，可以和我们接近一些。但我们却不愿意见他。我们不愿他看到我们的狼狈，也怕弄得不好连累宗叔叔。宗平坚持敲门，我们坚持不开，给他家里没人的印象。宗平只好离开。我们听着他一步一步不情愿地下楼梯，然后躲在窗口，看着他走出大门，直至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。

大年初一是我自己的阴历生日。但这一年，好像这个生日不存在。

永远的恩人

爸爸关押在电台门外一栋二层楼的楼上。楼下有一个厕所。每隔几天，妈妈会写一封信给爸爸，爸爸也准备好一封信给妈妈。十岁的弟弟和妈妈去电台。接头的信号是弟弟唱“洪湖水浪打浪……”爸爸闻声下来去厕所，弟弟也去厕所，父子交换信件。妈妈在中山东路体育馆那边漫步，等待弟弟出来。

专案组里有一位老师傅常常偷偷给我们通风报信，他叫蓝超，是省电台的一位工人。几十年里，我们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却也不曾厚谢或保持联络。倘若此文有一天公诸于世，蓝超叔叔能阅读至此，我希望您知道，每次我们忆及当年，总会想起您，念叨您的恩情。

爸爸在省级机关，有一批中央团校的同学。他们皆在各个部门担任负责人。同他们相比，爸爸的职位并不高，但他却很受尊重，因为他是文化人。所以，当他被整，大家都很帮忙，甚至包括和爸爸不算特别要好的顾柸杨叔叔，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要解决问题，组织部和宣传部是关键。

组织部的王洪宇叔叔，平和、诚恳、正派。他和我爸爸的友谊，从14岁开始。王洪宇叔叔的夫人被当作“516分子”整死，对被整的理解更加痛切。王洪宇叔叔后同赵阿姨组成新的家挺。赵阿姨是妇科医生，人也非常好。

王洪宇叔叔首先找到妈妈，将情况分析给妈妈听。他从组织的角度看待所有指控，他也懂得组织的政策和步骤，叫妈妈很能信服。以后，我们定期去王洪宇叔叔家。每次回来，都对爸爸的“解放”更有信心。40年来，王洪宇叔叔一直是我们家的恩人。我每次从澳洲回来，也总要去看望王洪宇叔叔和赵阿姨。

爸爸当时患高血压，我要给爸爸定期送降压的罗布麻片。隔离审查伙食比一般食堂要差，我会不时地给爸爸些有营养的菜。现在能记得的，就是半尺长的小鲫鱼。我不会做鱼，是一楼的好婆主动帮我做。好婆是小脚，背很驼。她以此表达对我们的同情和帮助。而我却不记得为她做过什么。爸爸出来以后，我上学，工作，结婚生子，出走国门。好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去世。40年后的今天，想到老人身体一摇一摆，帮我烧小鲫鱼，心里很是不安。

我进大学，爸爸迎来新生

1977年10月底，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恢复。我当然要考。要考就要复习，复习就要时间。但我没有时间，只能从睡眠时间里去挤。妈妈知道当时的情况政治审查不会过关，几次劝我，“别弄功课了，你看家里乱的”。但我不愿放弃。

1977年的高考，由各省自己出考卷。之前，各区还有一个预考，我去了。我所在的工厂被通知，我的政治成绩全区第一，工厂很以为骄傲。但这恰恰是是爸爸要我读马列，读毛著的结果——而爸爸正在省级机关批斗大会上被批“反党反毛”。

当时的情形是，我的脑震荡后遗症还满厉害，那是持续的头痛。如果动脑，看书，头更痛。情形确实不容乐观。同事们眼见我的艰难，对我说，“就算你考上了，你能把大学读下来吗？”我确实不知道。但我尽力复习。我所在的技术组，组长是老高中生，家里是知识分子。他对我要考大学的心情非常理解，总是努力照顾我，给我时间复习。

晚上到了家里，在一盏8瓦的日光灯台灯下，我苦苦地做练习。弟弟的床就在我的身后。半夜醒来，总看到我伏案疾书，这个形象一直令他对这个毛病多多的姐姐深怀敬意，也谅解了她对他疏忽了的照顾。

正式高考那天我没有去，政审不会通过的，1977年的高考，与我擦肩而过。1978年高考政审取消，我考入南京工学院。高考的成功，不仅转变了我个人的命运，更是对全家的精神支持。我肩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在脑损伤的生理条件下，在应对灾难的繁复事务中，全凭一己之力走进了大学。被关押一年后，我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迎接爸爸的“出狱”。我以为我确实可以骄傲。

结语

1978年末，我赶在大学开学之前，写下一篇记录爸爸隔离审查期间我们度过的艰难时日。大姐从这篇文字里读到妈妈，弟弟，和我这一年里相依为命的点点滴滴，极为动容，评价那篇文字比陶斯亮的“一封终于发出的信”还要感人。大姐的评论应是言过其实。若说不同，是有的。日转星移，岁月匆匆，这篇文字竟不知去向。妈妈和姐姐每提及此，总有无限的痛惜。

如今时过境迁，难以重复当年感受的鲜灵，记忆的痛切，和情思的凝深。本文好似一件丢失了的古董的复制品，聊以安慰40年来总也不肯忘却那篇原作的心。

2016年8月24日-28日南京

陈苑苑阅览室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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